我的学习之路——张鸿元

发布时间:2015-07-15 丨 阅读次数:2541

张鸿元  男,1947年11月出生,高级工程师、博士,少将军衔。1960-1968年在张家口一中学习,1968年在河北察北牧场插队,1971年在张家口地区汽车修理厂电工,1977年考入清华大学,先后获得学士、硕士、博士学位。1985年特招入伍空军第一研究所,先后任研究室主任、主任、副总师、副所长、所长等职。空军级专家,国家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863计划)主题专家组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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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一个酷爱学习的人。我的 “之”字形学习之路与国家命运息息相关。

1966年我正值老高三,6月刚交了两元高考报名费,“文革”开始了,大学停止了招生。1968年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我插队到河北察北牧场,锄地、拔胡麻,割燕麦,起猪圈,打草放牧,和泥盖房,学会了农牧活。后来在农机修理厂当电工,修康拜因、拖拉机。 1971年随着知青返城潮,我进城到工厂,维修机床; 1977年恢复高考,考入清华大学。奋读八年,获得学士、硕士学位; 1985年我硕士毕业特招到空军第一研究所,在研究室搞科研,先后担任副主任、主任、副总工程师,副所长,所长;1995年作为全军首批公派访问学者去美国纽约州立大学石溪分校学习深造;60岁时,获清华大学博士学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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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学生到农民、从农民到工人,从工人到学生、从学生到军人,“土插队”蹉跎岁月,“洋留学”镀金时光,广阔天地、异国他乡,上上下下都是磨练,里里外外皆长学问。改革开放,国运昌盛;人逢盛世,机遇无穷。

时光荏苒,世易时移,50年弹指一挥间。往事一幕幕浮现在眼前:

文革前的老三届

我年少时的志向是当一名科学家。青年时代对科学家的向往、对科学的浓厚兴趣,来自那一堂堂生动的中学科学讲座;强烈的爱国家、爱人民的感情和那些连环画、小人书、故事会和历史课堂有着不解之缘。我崇拜祖冲之、张衡、华罗庚、牛顿、伽利略、门捷列夫这些不朽的科学家;也崇拜志在报国的岳飞,文天祥,杨家将等仁人志士,为渊远流长的中华文明和历史上的英雄豪杰感到骄傲。

我读中学的上世纪六十年代是解放军英雄辈出的年代:雷锋、麦贤的、王杰,欧阳海 ,有一种正义勇敢,正直向上的精神催人奋进。尽管当时常常挨饿,但坚信 “乌云即将散去,光明就在前面”,电影“上甘岭”、“英雄儿女”的英雄形象激励着人们奋发图强的爱国情怀。

  我的中学时代是在饥馑中度过的。上世纪60年代初由于吃不饱,老师和我们上课谈论“增量法”(即一斤玉米面、红高粱面最多可以加水蒸出多少丝糕),下课一群面黄肌瘦的学生像小老头一样蹲靠在教室外墙边晒太阳。有时还不得不停课去郊区、山上挖野菜度充饥。书和作业本全是粗糙的褐纸,写字不是划纸,就是墨水沿笔尖四处漫延。

直到1964年后,人们总算可以凭粮本定量加“瓜菜代”勉强地吃饱了,辛勤的老师们全身心地投入到教学中去,哺育刚刚吃饱可以坐稳学习的学生。我清楚地记得,我们那届的数学、语文、物理、化学、外语老师都是清华、复旦、南开等名牌大学毕业的。文革中有人说这些老师不是出身不好、就是犯错误从大学发配到小城市来的,我们庆幸得到了这些良师的恩惠 。那时没有太多的参考书和辅助教材,老师也不主张作太多太杂的课外练习,但是老师却自己动手,辛苦地刻蜡板,发下来的讲义和练习都是那么工整秀丽,散发着淡淡的油墨清香。那精选的题目字里行间浸透着老师的执着和希望的汗水。那时我们一学期的学杂费5元、书费2.5元。一学期下来不收什么费用。

人世间感情的纯真,悠长和崇高莫过于师生情谊。文革也没有毁掉我们艰苦、紧张、简单、美好的中学记忆。

文革后的首届大学生

1977年恢复高考,对每个适龄青年是千载难逢的上大学机遇,是我们享有社会公平正义的新起点。对突如其来的读书机遇,让我们这些文革中曾“宠罚兼加的小将”有些欣喜若狂又手足无措。我们这些从农田、车间走来的知青对于上大学深造可以说如饥似渴,梦寐以求,绝没有任何功利色彩。当时大学毕业挣46元,更何况当时“老九”臭味尚未散净,有些同学认为考不考大学一个样,就没报名。但是,中学培养的求知欲激发了我高考的念头,深受同学敬重的中学老师袁丽贤鼓励我说:“粉碎‘四人帮’了,给你一次高考机会要珍惜,不可错过,要报就报清华!”

得到高考准确通知已经是9月中旬了,年底就考试,还有不到,3个月复习时间,我和几个同学四处找书,又回到学校借应届毕业生政治讲义抄,白天上班,晚上复习。那时常常停电,我就做了个乙炔灯,爱人上夜班,我一边怀抱孩子,一边挑灯夜战。记得那是1977年12月15日,天下鹅毛大雪,我到母校考试,早晨的天空又阴又暗,教室灯全坏了,报纸糊在破碎的玻璃窗上,又增加了教室的昏暗,每个小桌上点一根蜡烛,决定命运的高考就这样开始了。15日至17日连考三天五门课程。凭借中学老师的帮助打下的学习基础,我考得还不错。我心想,像我这样,年龄已是报考的上限,又拖家带口的,出身非“红五类”的人,能有学上就不错了。

1978年初,刚过春节,一天上午,我在厂里收到一封普通的挂号信,信封贴着“挂号 石家庄一支423”,发信单位“清华大学革命委员会”。我真不敢相信,我竟被国内一流且大名鼎鼎的清华大学录取了。对上大学没有奢望的我喜出望外,一时间竟然懵了!厂广播站很快广播了这一喜讯,全厂工人三五成群,议论纷纷,他们早就看不惯各单位干部互相“推荐”自己的子女上工农兵大学的做法。一种抒发公平正义的快乐和喜悦持续了好几天。在全厂欢送我的大会上,革委会主任赠给我一个水杯、一个饭盒、和一个用旧车座皮做的挎包。他说,你毕业就可能不会回到咱厂了,但你为咱厂工人争了光!1977年底是文革后的全国工人第一次调级,名额有限,我即使去上学也调了一级工资,这也许就是工人阶级的胸怀吧!这令人心暖的一级让我记了一辈子!

临上学前,我年迈的母亲特别叮嘱我,让我去感谢一下街道办事处的史大娘,说她在对我高考报名内查外调时没说“坏话”。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人言可畏,人人自危,毁了不少有出息的人。幸好,我遇到了好人。

我是恢复高考后,第一批清华学生。1978年3月入学。我们班共有37名学生,7名女生,最大30岁,最小16岁。我作为班里的老大哥,那年整30岁。国家没有忘记我们知青,我幸运的是带薪带工龄念书,每月工资43元,一半留家,自用20元,度过了清华七年半的学习生活。

开学后许多课程的新书还没有印出来,我们只好到图书馆借课本和参考书,靠油印讲义和抄板书记笔记。我到处托人,才在外文出版社花6元买了一本“新英汉”词典,一直用到现在。我的作业本是班里最大的,那是每年放假回家时我爱人用大白纸自己裁订的。学校伙食比在家好多了,每日早餐一个馒头,午餐0.15元,晚餐5分,0.2元就可买个肉菜改善一顿午餐。我们每个宿舍上下铺住七、八个学生,相处快乐,经常互相帮助打饭。我的衣服不多,单件无法换,常常是每日傍晚洗第二天干了又穿。同学们珍惜时光都在拼,宿舍实行灯火管制,但主楼有一大教室却灯光彻夜不息。我们几乎一学期不看一场电影,同宿舍一位同学就因为看了一场大家没看的电影,自认为缺乏自制力,曾悔恨了好几天。

每年期末考试完,我即骑车二个多小时去丰台赶乘火车回家,当时北京三环刚开始修,二环外大都是小麦和菜地,一片绿色,天蓝地阔,一路上边骑车边背单词,轻松潇洒。

假期是繁忙的,要看书复习预习,还要为全家储备一冬天的煤,从市郊附近的土山脚下拉黄土和煤混合制成煤坯以备冬天取暖和做饭。开学启程也别有一番心酸,因为父母年岁已高,妻子带着年幼的儿子,既要照顾老人,又要工作,含辛茹苦,与他们真是难分难舍,颇真有点像古时离家进京赶考。我爱人说,“你念8年书,日本鬼子都打跑了!”

在清华读书不仅学到了丰富的书本知识,而且增长了与大社会交流的能力。读研究生阶段,我担任本科学生的政治辅导员,这个工作具有双重身份,既是一定意义上的老师,也是学生,师生互动,教学相长,扩大了学习和交流的视野、培养了工作能力。1982年人们享受着改革的春风,我国进入了一个思想活跃的年代。那年学校竞选学生会主席,一时间成为学生生活的热点:,选什么样的人?怎么个选法?在食堂,在宿舍,在课间,到处都有同学们在谈论关于民主的话题。怎样把同学们以激情提出的问题用理性去解决?为此,我们这些政治辅导员心理也没底,常常激辩到深夜。

我在清华大学加入中国共产党,实现了我梦寐以求的愿望。入党前系党委副书记贺美英老师与我谈话,让我至今记忆犹新。她非常平和地与我讲述她自己的知识分子家庭在“文革”中受到的不公平待遇以及她本人对党的认识,坦诚实在。她讲到个人命运与国家与党的命运,讲到个人与组织、个人成名与国家利益的关系,深刻而富有哲理,使我更加认识到做一名党员的使命和责任。

“双肩挑”对我的成长和以后的工作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使我练就了无论学习和工作都要拿得起放得下的习惯,格外珍惜时间、讲究效率、讲究方法。我在担任空军第一研究所所长期间在上级首长的领导下,圆满组织完成建国50周年国庆阅兵飞机保障和改装工作,确保受阅机群零秒零米不差地通过天安门接受党和国家领导的检阅,受到中央军委阅兵领导小组的表彰。由于科研成果突出,全所被四总部评为全军科研先进单位,第一研究室被江泽民主席授予集体一等功。空军科技大练兵时,我担任课题组长的某型飞机降噪研究课题获得军队科技进步一等奖,我荣立个人二等功,并获得空军专业技术重大贡献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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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军首批公派访问学者

1995年3月我以清华大学副教授的身份赴美国进行学术访问。作为一名全军首批公派访问学者到国外进修,真是莫大的荣幸。我访问的学院是纽约州立大学石蹊“Stony Brook”分校。这是美国一类学府,著名诺贝尔奖金获得者、物理学家杨振宁教授执教本校物理系。该校建于1957年,位于纽约长岛,距离曼哈顿60英里,紧依大西洋海滨,空气清新,风景美丽。大学内的医学生命科学大楼,造型别致、气势宏大堪称学府一个特征。学校从大学到博士,计有近二万名学生,其中研究生六千人,学生百分之四十二来自其他国家,100多专业学科,包括健康科学、工程科学、应用科学、政策研究、海洋环境、科学和艺术等。校中不仅以肤色多样的学生多而突出,教育也呈多元化。各种肤色的学生不但都有各自的文化传统,而且都有各自的治学特点。在学习中会受到不同观念的冲击:美国是个移民国家,在这里能见到世界各名族各种族的身影。文化的多元性,思维方式的多样性,注定了科学的开创性,能在这样的学校做访问学者,不仅知识技术层面上会有大的收获,而且对思想解放也大有裨益。

我工作访问的是电气工程系。这个系重点研究方向主要是通讯,信号处理,模式识别,人工智能,机器人,最优控制理论,网络理论,计算机工程,生物医学,电子工程等。我重点学习与交流的领域是通讯和智能控制。现代军用飞机是集探测、通讯、导航、武器火控、敌我识别、电子对抗功能于一体的作战武器系统。目前各国的军用飞机都在更新换代,我空军也处于这一重要时期。现役飞机已进入了第三代,这必然要求我们适应其技术性能特征。在那里我几乎每天泡在实验室和图书馆,收集并整理不少有用的资料,学习了解到一些本专业的前沿性课题。1996年我作为公派出国学习的优秀人员受到国务院总理李鹏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接见。回国后,担任空一所新型歼击机工程组组、引进某型飞机保障组组长,深入部队指导协助新机定检工作,用学到的知识结合两种新机的特点认真组织研究有关新机检测设备国产化工作和维修保障工作。在担任某型引进飞机地面检测设备国产化研究课题组长时,综合论证并提出了国产化替代设备的系统构成、标准规范、技术要求。在上级机关的指导下,组织开展了该型飞机地面保障设备全面的国产化工程。该项工程2005年获得了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

除了学习专业知识外,对大西洋彼岸的美国也有了较深入的了解。

美国像个大游牧国家,不过不是骑马、乘大篷车,而是开小汽车,“哪草鲜美去哪”,哪工作好、工资高去哪。工作似乎不稳定、不固定,其实流水不腐、动必有力,这是活力的特征。在流动中释放能量,同时积累阅历、提高运用的知识势能。

在美国靠本事吃饭是留学生和滞留者的一个共同体会。这里的法则是无论谁都必需是一切从头开始。来到美国必须宠辱皆忘。习惯了儿女情长、同志情怀的人,突然踽踽独行、茕茕孑立在异国他乡;习惯了事事找领导,时时有人管的人,却天天苦觅报上的招聘广告,这是落入美国的你必须接受的一个严峻事实。正如一位留学生的母亲所言,在中国什么事都有人管,不想让管也管;在这里什么事都没人管,想让人管都不管。因此失落、怅惘之余还必须承受过去几十倍的压力。留学生们似乎都有这样的经历,今天西服革履他的昨天一定是打工仔,有人称之为“沉重的潇洒”。勤奋务实是留给去过美国的人共同习惯。

在美国书很贵,在俄罗斯书很便宜,书贵书便宜都是非常重视读书。在美国买书是学者的一大开支。这是尊重知识产权的一个体现。美国不仅地广人稀具有开阔的地理空间,而且科研手段先进,拓展出更大的物理空间。我们学者去国外,不但扩大了视野、分享了资源,而且加强彼此了解,提高了我们的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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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岁的博士生

在美国时, 访问学者们有一次在公寓里聚会,杨振宁先生的妹妹杨振钰从上海刚到纽约州立大学,她正在读博士学位,当时她已经50岁了。她告诉我,在美国不是博士当不成教授。为了留在大学任教,一位50岁的学者依然在孜孜不倦地攻读学业,这深深地打动了我,也让我萌生了考博士生的念头。回国后,我入选空军攀高计划,空军党委专门拨出一笔资金鼓励拔尖人才到高等学府或出国进修学习。经查询,我的母校博士生年龄限制在50岁以内,我刚好搭边,便考回母校读博士。

毕业13年,再返校读书,无比的喜悦和忐忑不安心情交织在一起,我的导师李衍达院士喜欢我们77届的学生,他一方面鼓励我、指导我选课上题目,另一方面又担心我吃不消课程的负担,让我均匀选课,时间适当拉长一些。多年的工程实践,加之出国访问学习获得的新知识,拓展的新视野,使我倍加珍惜这次来之不易的再学习机会。尽管务农、当工人、上学,从事空军科研工作互相间隔和穿插了30年,但清华大学“健康地为祖国工作50年!”的号召依然鼓励着我继续努力。“文革”的磨难和农村的锻炼使我拥有一副好身体,更有股百折不饶的韧劲,干什么都不犯怵。

1998年读博时,上级任命我担任空一所所长,考虑这二者都是必须专心致志、化费大气力才可完成的事情。工作与学习在时间精力上有较大矛盾,经向学校申请并获批准,保留学籍推迟读博计划。从所长岗位下来后,重新恢复上课,根据学分分配要求,刻苦认真地修完“现代应用数学基础”、“非线性系统理论”、“博士生英语”、“智能技术基础”等8门博士课程。

博士生外语主要是阅读加口语,对于我这中学学俄语出身、上大学时又没学多少英语口语的学生,虽然在出国做访问学者时强化了一些口语,但几年不用也有些生疏了。口语课是外籍老师授课,上课气氛轻松活泼,一会让你自述、一会和你对话、一会分组交谈,融于这样的学习氛围中你会忘记年龄、抛弃了尴尬,充满自信。记得外语的期末考试时间是1月15日早晨8点,怕堵车我5:30从家出发,不到7点就到了学校,当时大教室还没开门,一月天气很冷,我在走廊来回踱步,有早来的学生问我有关考试的事,他们误以为我是监考老师。入场后,把准考证和学生证端端正正地放在桌子的右上角,考生来自同年级的不同系,大家间隔而坐,等时间到了开始发试卷,一切是那样熟悉,又是那样新奇。离校20年,又坐回来参加考试,心情既紧张又激动:改革开放的大潮把我荡涤一新,我仿佛回到了青春年华!作文的题目是:“领袖与人民”。我写的是邓小平,这位人民的忠实儿子。我从内心深处抒发对这位领袖的敬意和钦佩,话如泉涌,一气哈成,竟然没有多少词不会写。我的英语总成绩是84分。

回首这段学习历程,心情是很不平静的。我没有去回忆学习的艰辛,更多的是体会到改革开放为我们这代人,乃至所有人创造的难得机遇和幸福。以人为本摒弃阶级斗争,以学为荣摒弃懒惰愚昧,以民生为纲创建小康社会。这一理念来之不易,因而对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同志充满感激之情、感恩之心。2004年我特意去四川广元邓小平同志故居瞻仰伟人的风范和足迹,站在那农家小屋前,眺望高邈的天空和广袤的大地,我仿佛看见一个力挽狂澜、坚忍不拔、朴素务实的老人背影,一个忠实果敢、宠辱不惊、鞠躬尽瘁大地之子的笑容,是他继毛泽东之后,再次改变了中国,改变了我们千千万万人民的命运。

 

本文引自解放军出版社《强军之路》亲历中国军队重大改革与发展 第二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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